臧哀伯谏纳郜鼎
夏四月，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，非礼也。
臧哀伯谏曰：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；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凿，昭其俭也；衮冕黻珽，带裳幅舄，衡紞纮綖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鞛，鞶厉游缨，昭其数也；火龙黼黻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钖鸾和铃，昭其声也；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夫德，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。文物以纪之，声明以发之，以临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。今灭德立违，而置其赂器于大庙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？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。郜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？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邑，义士犹或非之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。其若之何？”公不听。
（周内史闻之，曰：“臧孙达其有后于鲁乎！君违，不忘谏之以德。”）
“臧哀伯谏纳郜鼎”译文及注释
译文一
夏季四月，（桓公）从宋国取得郜国大鼎，安放在太庙里，这样做不合礼制。
臧哀伯劝谏（桓公）说：“做国君的，应当发扬道德，阻塞邪恶，以（更好地）管理和监察百官；还怕有缺失的地方，所以发扬美德给子孙后代做示范。因此，太庙用茅草盖顶，大车上用蒲席做垫子，（祭祀用的）肉汁不加调料，饼食不用精粮，这是为了昭示节俭；礼服、礼帽、蔽膝、玉笏，腰带、裙衣、绑腿、鞋子以及冠冕上用的衡、紞、纮、綖（等各式各样的带子和饰物），这是为了昭示等级制度；玉器垫儿、刀剑套、佩刀刀鞘上的饰物、束衣革带、飘带、旌旗饰品、马鞅，这是为了昭示（尊、卑）礼数；（在礼服上绣的）火、龙、黼、黻花纹，这是为了昭示文采；（在车服和其他有关器物上）用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种颜色按天地万物的形貌绘出各种不同的形象，这是为了昭示物各有其用，而并非虚设；（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各种铃铛）钖、鸾、和、铃，这是为了昭示动辄有声；在旗帜上绘上（日、月、星）三辰，这是为了昭示光明。德（作为行为规范和准则），是俭约并有（相应的）制度（规定）的，或增或减都要有节制。（所有这些，）都要形成典章制度，把它记录下来，并公开地发布出去，以此来管理监察百官，百官才有所警惕和畏惧，而不敢违规犯纪。现在泯灭道德而树立邪恶，把人家用作贿赂的器物安放在太庙，公开地展示给百官。（如果）百官也以此为榜样，还能惩罚谁呢?国家的衰败，来自官员的邪恶；而官员丧失道德，是由于受宠而贿赂公行。郜鼎放在太庙，还有什么比这更明显的受贿呢?周武王攻灭殷商，把九鼎迁到雒邑，仁人义士中还有人非议他，更何况把表明违德乱礼的受贿器物放在太庙，这可该对它怎么办呢?”桓公不听。
译文二
夏四月，鲁桓公从宋国取得原属郜国的传国大鼎，放进太庙，这是不符合礼仪的。
臧哀伯规劝桓公说：“作百姓君主的人，要发扬德行，堵塞违礼的行为，以便监察百官，就这样还怕有不足之处，还要显示各种美德以传示子孙。所以那清静肃穆的太庙用茅草做屋顶，祭祀天地的车子用草席做垫子，祭祀用的肉汁不用五味调和，黍稷、糕饼等祭品不用舂过的好米，这些是为了显示节俭。祭祀的礼服、礼冠，蔽膝、大圭，腰带、裙子、绑腿、靴子、冠上的横簪、冠旁的填绳、系冠的带子、冠顶的盖版，这些是为了显示等级上的差别。玉垫、刀饰、革带、带穗、旌旗上的飘带、马颈上的革带，这些是为了显示数量上的差别。礼服上火形、龙形、斧形、弓形等花纹，这些是为了显示纹彩上的差别。用五色绘出各种图象来装饰器物服饰，这是为了显示器物物色的差别。马铃、大小车铃、旗铃，是为了显示声音节奏，旌旗上画的日、月、星辰，是为了显示光明。所谓德行，就是节俭而有法度，事物的增减都有一定的数量，并用纹彩和颜色加以标志，用声音和光亮加以表现，以此来监察百官，百官这才警戒畏惧，而不敢违反法度。现在君王毁灭德行，树立违礼的坏榜样，把别国贿赂的宝器安放在太庙里，以此明白昭示百官。百官都来效法，君王又用什么去惩罚他们呢？国家的衰败，是由于官吏不走正道。官吏丧失德行，则是由于国君宠爱和贿赂风行的原故。郜鼎放在鲁国的太庙，还有比这更公开的贿赂吗？武王打败殷商，将九鼎搬到王城，义士尚有批评他的，更何况将标志违礼作乱的贿赂之器放在太庙，又该怎么样呢？”桓公不听。
注释
郜（ɡào）：国名，姬姓，开国国君是周文王的一个庶子，春秋时为宋国所灭，其故地在今山东成武县东南。鼎：古代的一种烹饪器物，又因常常用作旌功记绩的礼器，所以又作为传国重器，其形制一般为三足两耳。宋：国名，春秋时为十二诸侯之一，开国国君为殷纣王的庶兄微子，其地在今河南东部及山东、江苏和安徽三省之间。
大（tài）庙：即太庙，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的祖庙。
临照：管理和监察。临，统管，治理。照，察看。
令德：美德。令，美好。
清庙：即祖庙，因其肃穆清静，故称。
大路：也作“大辂”，即大车，特指天子或诸侯国国君祭天时所乘的车子。越（yuè）席：用蒲草编织的席子。越，通“括”，结。
大（tài）羹：即太羹，也作“泰羹”，古代祭祀时所用的肉汁。不致：指不调五味，不加各种作料。
粢（zī）食：用黍稷加工品制作的饼食，祭祀用作供品。粢，黍稷，泛指谷类粮食。不凿：不舂，这里指不精细加工。
衮（ɡǔn）：古代帝王及公卿祭祀宗庙时所穿的礼服。冕（miǎn）：古代帝王、公卿、诸侯所戴的礼帽。黻（fú）：通“韨”，古代用做祭服的熟皮制蔽膝。珽（tǐnɡ）：古代君臣在朝廷上相见时所持的玉制朝板，即玉笏（hù）。
带：指束在腰间的革带，皮带。裳（chánɡ）：古代男女穿的裙式下衣。幅：古代自足至膝斜缠在小腿部的帛条或布条，犹如今天的绑腿。舄（xì）：双底鞋，着地的一层为木底，这里泛指鞋子。
衡：把冠冕稳定在发髻上的横簪。紞（dǎn）：古代垂在帽子两旁用以悬挂塞耳用的玉瑱（tián）的带子。纮（hónɡ）：古代冠冕系在颔下的带子。古人戴冠冕时，先用簪子别在发髻上，再用纮挽住，系在簪子的两端。綎（yán）：古代覆在冠冕上的一种长方形饰物，以木板为干（ɡàn），外包黑色布帛。
藻率（lǜ）：一种用来放玉的木垫儿，外包熟皮，并绘有水藻形图案。鞞（bǐnɡ）：刀剑套。鞛（běnɡ）：佩刀刀鞘的饰物。
鞶（pán）：绅带，又名“大带”，束衣用。厉：下垂的大带。或谓“鞶厉”：是一个词，指束腰革带与革带下垂的部分。游：古代旗帜上下垂的饰物。缨：套在马胸部的革带，即马鞅。数：礼数。
火龙黼（fǔ）黻：都是古代礼服上所绣的花纹，如火形者为“火”，如龙形者为“龙”，黑白色相间如斧形者为“黼”，黑青色相间如“亚”形者为“黻”。
五色：指青、赤、黄、白、黑五种颜色。比象：指比照天地万物所画出的各种图像。
钖（yánɡ）鸾和铃：都是系在车马和旗帜上的铃铛，系在马额头上的叫“钖”，系在马嚼子上的叫“鸾”，系在车前用作扶手的横木上的叫“和”，系在绘有龙形图案的旗帜竿头的叫“铃”。
三辰：指日、月、星。旂（qí）：旗面绘有龙形图案，竿头系有小铃铛的旗子。
登降：增减。登为增，降为减。有数：指有节度、节制。（注意此处的“数”字与上文“昭其数也”句的“数”字在词义上的区别。）
象：同“像”，法式，式样，这里是榜样的意思。
章：明显。与下文“章孰甚焉”句之“章”义同。
九鼎：相传为夏禹所铸，用以象征九州。夏、商、周三代都把它作为政权的象征，成为传国之宝。
雒（luò）邑：也作“洛邑”，东周都城所在，相传周武王克商后由周公姬旦营建，其故地见《周郑交质》一文的题解。
“臧哀伯谏纳郜鼎”鉴赏
评析
《臧哀伯谏纳郜鼎》的中心内容是臧哀伯批评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”并“纳于大庙”这件事的“非礼”。那么，到底什么是礼呢?礼的范畴极其广泛，内容极其复杂，但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本书《郑庄公戒饬守臣》一文的评论文字所说：“礼，经国家，定社稷，序人民，利后嗣者也。”如果用今天更切合礼的历史本质的话说，它是奴隶制社会和封建制社会贵族等级制度下的社会规范、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，它规范并制约着上自天子下至百姓所有社会成员的思想和言行。所以，删改《春秋》的孔夫子才说：“不学礼，无以立”（《论语·季氏》）；君子“约之以礼”《论语·雍也》）；“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”（《论语·为政》）；“为国以礼”（《论语·先进》）；“克己复礼为仁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；“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”（《论语·颜渊》）……联系古今关于礼的界说和孔夫子这些关于礼的言论，就不难理解作为鲁大夫的臧哀伯为什么非要冒着触怒鲁桓公的风险，向他“发表”这篇谏辞了；也就不难理解《臧哀伯谏纳郜鼎》一开始就说，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，非礼也”了。
臧哀伯这篇谏辞，并不先说鲁桓公“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”这件事如何不对，而是以高屋建瓴之势，首先提出“君人者”最根本的社会职责是“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”；接着就从礼制这个大视角，连用七个排比句，从七个方面，即“昭其俭”、“昭其度”、“昭其数”、“昭其文”、“昭其物”、“昭其声”、“昭其明”，来阐明君主如何体现和落实这一根本社会责任；然后，话锋一转，才落到桓公“纳郜鼎”这件“灭德立违”的事情上来。并在指出这一事件必将导致的恶劣后果以后，还用周武王克商后“迁九鼎于雒邑”招来“义士”非议的历史教训，警醒鲁桓公必须清醒地认识这种“灭德立违”的错误举措的危害性。这篇谏辞如此行文，不仅条理清楚，层次分明，结构谨严，具有强烈的逻辑能力，而且气势显得特别恢弘，具有极强的艺术感染力。至于谏辞中用了近乎后世才产生的赋的手法，铺叙大量我们今天颇感陌生的具体事物，那也是行文的需要，因为这些事物都和当时的典章制度有密切关系。
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，任何一种文化在它的发展过程中，都会形成许多或厚或薄的积淀层，而每个积淀层都会或深或浅地打上它的时代烙印。因此，在阅读和欣赏此文的时候，也必须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审视，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去分析，去感悟，抛弃其“封建性糟粕”，吸取其“民主性精华”。可以肯定地说，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”，“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”云云，直到今天，其“合理内核”还有很好的垂诫作用和警示作用。
创作背景
《臧哀伯谏纳郜鼎》选自《左传·桓公二年》。前710年的春天，宋国太宰华父督杀死司马孔父嘉，并占有了孔父嘉“美而艳”的妻子。宋殇公为此很生气，华父督害怕，就干脆把殇公也杀了，另立宋庄公。华父督为了取得各诸侯国对此事的默认，先后对齐、陈、郑、鲁等国进行贿赂。鲁桓公接受了宋国送给的郜鼎，并把它安放在太庙里。鲁国大夫臧哀伯认为这样做“非礼”，会导致官员腐败，甚至导致国家败亡。于是对桓公进行劝谏。
左丘明简介
先秦·左丘明的简介
丘明（姓姜，氏丘，名明），华夏人，生于前502年，死于前422年，享年80岁。丘穆公吕印的后代。本名丘明，因其先祖曾任楚国的左史官，故在姓前添“左”字，故称左史官丘明先生，世称“左丘明”，后为鲁国太史 。左氏世为鲁国太史，至丘明则约与孔子（前551-479）同时，而年辈稍晚。他是当时著名史家、学者与思想家，著有《春秋左氏传》、《国语》等。他左丘明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其所著《春秋左氏传》与《国语》二书。左氏家族世为太史，左丘明又与孔子一起“如周，观书于周史”，故熟悉诸国史事，并深刻理解孔子思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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夏四月，取郜大鼎于宋，纳于大庙，非礼也。
臧哀伯谏曰：“君人者，将昭德塞违，以临照百官；犹惧或失之，故昭令德以示子孙。是以清庙茅屋，大路越席，大羹不致，粢食不凿，昭其俭也；衮冕黻珽，带裳幅舄，衡紞纮綖，昭其度也；藻率鞞鞛，鞶厉游缨，昭其数也；火龙黼黻，昭其文也；五色比象，昭其物也；钖鸾和铃，昭其声也；三辰旂旗，昭其明也。夫德，俭而有度，登降有数。文物以纪之，声明以发之，以临照百官，百官于是乎戒惧，而不敢易纪律。今灭德立违，而置其赂器于大庙，以明示百官。百官象之，其又何诛焉？国家之败，由官邪也；官之失德，宠赂章也。郜鼎在庙，章孰甚焉？武王克商，迁九鼎于雒邑，义士犹或非之，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于大庙。其若之何？”公不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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邓弼，字伯翊，秦人也。身长七尺，双目有紫棱，开合闪闪如电。能以力雄人，邻牛方斗不可擘，拳其脊，折仆地；市门石鼓，十人舁，弗能举，两手持之行。然好使酒，怒视人，人见辄避，曰：“狂生不可近，近则必得奇辱。”
一日，独饮娼楼，萧、冯两书生过其下，急牵入共饮。两生素贱其人，力拒之。弼怒曰：“君终不我从，必杀君！亡命走山泽耳，不能忍君苦也！”两生不得已，从之。弼自据中筵，指左右，揖两生坐，呼酒歌啸以为乐。酒酣，解衣箕踞，拔刀置案上，铿然鸣。两生雅闻其酒狂，欲起走，弼止之曰：“勿走也！弼亦粗知书，君何至相视如涕唾？今日非速君饮，欲少吐胸中不平气耳。四库书从君问，即不能答，当血是刃。”两生曰：“有是哉？”遽摘七经数十义扣之，弼历举传疏，不遗一言。复询历代史，上下三千年，纚纚如贯珠。弼笑曰：“君等伏乎未也？”两生相顾惨沮，不敢再有问。弼索酒，被发跳叫曰：“吾今日压倒老生矣！古者学在养气，今人一服儒衣，反奄奄欲绝，徒欲驰骋文墨，儿抚一世豪杰。此何可哉！此何可哉！君等休矣！”两生素负多才艺，闻弼言，大愧，下楼，足不得成步。归询其所与游，亦未尝见其挟册呻吟也。
泰定末，德王执法西御史台，弼造书数千言袖谒之。阍卒不为通，弼曰：“若不知关中邓伯翊耶？”连击踣数人，声闻于王。王令隶人捽入，欲鞭之。弼盛气曰：“公奈何不礼壮士？今天下虽号无事，东海岛夷尚未臣顺，间者驾海舰，互市于鄞，即不满所欲，出火刀斫柱，杀伤我中国民。诸将军控弦引矢，追至大洋，且战且却，其亏国体为已甚。西南诸蛮，虽曰称臣奉贡，乘黄屋、左纛，称制与中国等，尤志士所同愤。诚得如弼者一二辈，驱十万横磨剑伐之，则东西为日所出入，莫非王土矣。公奈何不礼壮士？”庭中人闻之，皆缩颈吐舌，舌久不能收。王曰：“尔自号壮士，解持矛鼓噪，前登坚城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“百万军中，可刺大将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“突围溃阵，得保首领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王顾左右曰：“姑试之。”问所须，曰：“铁铠良马各一，雌雄剑二。”王即命给与，阴戒善槊者五十人驰马出东门外，然后遣弼往。王自临观，空一府随之。暨弼至，众槊并进。弼虎吼而奔，人马辟易五十步，面目无色。已而烟尘涨天，但见双剑飞舞云雾中，连斫马首堕地，血涔涔滴。王抚髀欢曰：“诚壮士！诚壮士！”命勺酒劳弼，弼立饮不拜。由是狂名振一时，至比之王铁枪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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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官曰：弼死未二十年，天下大乱。中原数千里，人影殆绝。玄鸟来降，失家，竞栖林木间。使弼在，必当有以自见。惜哉！弼鬼不灵则已，若有灵，吾知其怒发上冲也。
春王正月
元年者何？君之始年也。春者何？岁之始也。王者孰谓？谓文王也。曷为先言“王”而后言“正月？”王正月也。何言乎王正月？大一统也。
公何以不言即位？成公意也。何成乎公之意？公将平国而反之桓。曷为反之桓？桓幼而贵，隐长而卑。其为尊卑也微，国人莫知。隐长又贤，诸大夫扳隐而立之。隐于是焉而辞立，则未知桓之将必得立也；且如桓立，则恐诸大夫之不能相幼君也。故凡隐之立，为桓立也。隐长又贤，何以不宜立？立適以长不以贤，立子以贵不以长。桓何以贵？母贵也。母贵，则子何以贵？子以母贵，母以子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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恽材朽行秽，文质无所底，幸赖先人余业，得备宿卫。遭遇时变，以获爵位。终非其任，卒与祸会。足下哀其愚，蒙赐书教督以所不及，殷勤甚厚。然窃恨足下不深推其终始，而猥随俗之毁誉也。言鄙陋之愚心，若逆指而文过；默而息乎，恐违孔氏各言尔志之义。故敢略陈其愚，惟君子察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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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昭帝逝世，昌邑王刘贺被废黜，汉宣帝刘询刚刚登上皇位。路温舒呈上奏书，奏书说：
昭帝崩，昌邑王贺废，宣帝初即位，路温舒上书，言宜尚德缓刑。其辞曰：
“臣闻齐有无知之祸，而桓公以兴；晋有骊姬之难，而文公用伯。近世赵王不终，诸吕作乱，而孝文为太宗。由是观之，祸乱之作，将以开圣人也。故桓、文扶微兴坏，尊文、武之业，
泽加百姓，功润诸侯，虽不及三王，天下归仁焉。文帝永思至德，以承天心，崇仁义，省刑罚，通关梁，一远近，敬贤如大宾，爱民如赤子，内恕情之所安而施之于海内，是以囹圄空虚，天下太平。夫继变化之后，必有异旧之恩，此贤圣所以昭天命也。“往者，昭帝即世而无嗣，大臣忧戚，焦心合谋，皆以昌邑尊亲，援而立之。然天不授命，淫乱其心，遂以自亡。深察祸变之故，乃皇天之所以开至圣也。故大将军受命武帝，股肱汉国，披肝胆，决大计，黜亡义，立有德，辅天而行，然后宗庙以安，天下咸宁。臣闻《春秋》正即位，大一统而慎始也。陛下初登至尊，与天合符，宜改前世之失，正始受命之统，涤烦文，除民疾，存亡继绝，以应天意。
“臣闻秦有十失，其一尚存，治狱之吏是也。秦之时，羞文学，好武勇，贱仁义之士，贵治狱之吏，正言者谓之诽谤，遏过者谓之妖言，故盛服先王不用于世⒅，忠良切言皆郁于胸，誉谀之声日满于耳，虚美熏心，实祸蔽塞，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。方今天下，赖陛下恩厚，亡金革之危、饥寒之患，父子夫妻戮力安家，然太平未洽者，狱乱之也。夫狱者，天下之大命也，死者不可复生，绝者不可复属。《书》曰：“与其杀不辜，宁失不经。”今治狱吏则不然，上下相驱，以刻为明，深者获公名，平者多后患。故治狱之吏，皆欲人死，非憎人也，自安之道在人之死。是以死人之血流离于市，被刑之徒比肩而立，大辟之计岁以万数。此仁圣之所以伤也。太平之未洽，凡以此也。夫人情安则乐生，痛则思死，棰楚之下，何求而不得？做囚人不胜痛，则饰词以视之，吏治者利其然，则指道以明之，上奏畏却，则锻练而周内之；盖奏当之成，虽咎繇听之，犹以为死有余辜。何则？成练者众，文致之罪明也。是以狱吏专为深刻，残贼而亡极，媮为一切，不顾国患，此世之大贼也。故俗语曰：“画地为狱议不入；刻木为吏期不对。”此皆疾吏之风，悲痛之辞也。故天下之患，莫深于狱；败法乱正，离亲塞道，莫甚乎治狱之吏，此所谓一尚存者也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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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善其言。
景帝令二千石修职诏
雕文刻镂，伤农事者也；锦绣纂组，害女红者也。农事伤，则饥之本也；女红害，则寒之原也。夫饥寒并至，而能无为非者寡矣。朕亲耕，后亲桑，以奉宗庙粢盛祭服，为天下先。不受献，减太官，省繇赋，欲天下务农蚕，素有畜积，以备灾害；强毋攘弱，众毋暴寡，老耆以寿终，幼孤得遂长。今岁或不登，民食颇寡，其咎安在？或诈伪为吏，吏以货赂为市，渔夺百姓，侵牟万民。县丞，长吏也，奸法与盗盗，甚无谓也！其令二千石修其职！不事官职耗乱者，丞相以闻，请其罪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！
伯夷列传
夫学者载籍极博。尤考信于六艺。《诗》、《书》虽缺，然虞、夏之文可知也。尧将逊位，让于虞舜，舜、禹之间，岳牧咸荐，乃试之于位，典职数十年，功用既兴，然后授政。示天下重器，王者大统，传天下若斯之难也。而说者曰：“尧让天下于许由，许由不受，耻之逃隐。及夏之时，有卞随、务光者。”此何以称焉？太史公曰：余登箕山，其上盖有许由冢云。孔子序列古之仁圣贤人，如吴太伯、伯夷之伦详矣。余以所闻，由、光义至高，其文辞不少概见，何哉？孔子曰：“伯夷、叔齐，不念旧恶，怨是用希。”“求仁得仁，又何怨乎？”余悲伯夷之意，睹轶诗可异焉。其传曰：伯夷、叔齐，孤竹君之二子也。父欲立叔齐。及父卒，叔齐让伯夷。伯夷曰：“父命也。”遂逃去。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。国人立其中子。于是伯夷、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，“盍往归焉！”及至，西伯卒，武王载木主，号为文王，东伐纣。伯夷、叔齐叩马而谏曰：“父死不葬，爰及干戈，可谓孝乎？以臣弑君，可谓仁乎？”左右欲兵之。太公曰：“此义人也。”扶而去之。武王已平殷乱，天下宗周，而伯夷、叔齐耻之，义不食周粟，隐于首阳山，采薇而食之。及饿且死，作歌，其辞曰：“登彼西山兮，采其薇矣。以暴易暴兮，不知其非矣。神农、虞、夏忽焉没兮，我安适归矣？于嗟徂兮，命之衰矣。”遂饿死于首阳山。由此观之，怨邪非邪？ 或曰：“天道无亲，常与善人。”若伯夷、叔齐，可谓善人者非邪？积仁洁行，如此而饿死。且七十子之徒，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。然回也屡空，糟糠不厌，而卒蚤夭。天之报施善人，其何如哉？盗跖日杀不辜，肝人之肉，暴戾恣睢，聚党数千人，横行天下，竟以寿终，是遵何德哉？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。若至近世，操行不轨，专犯忌讳，而终身逸乐，富厚累世不绝。或择地而蹈之，时然后出言，行不由径，非公正不发愤，而遇祸灾者，不可胜数也。余甚惑焉，倘所谓天道，是邪非邪？
子曰：“道不同，不相为谋。”亦各从其志也。故曰：“富贵如可求，虽执鞭之士，吾亦为之。如不可求，从吾所好。”“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。”举世混浊，清士乃见。岂以其重若彼，其轻若此哉？“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。”贾子曰：“贪夫徇财，烈士徇名，夸者死权，众庶冯生。”同明相照，同类相求。“云从龙，风从虎，圣人作而万物睹。”伯夷、叔齐虽贤，得夫子而名益彰；颜渊虽笃学，附骥尾而行益显。岩穴之士，趋舍有时，若此类名湮灭而不称，悲夫。闾巷之人，欲砥行立名者，非附青云之士，恶能施于后世哉！
信陵君救赵论
论者以窃符为信陵君之罪，余以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夫强秦之暴亟矣，今悉兵以临赵，赵必亡。赵，魏之障也。赵亡，则魏且为之后。赵、魏，又楚、燕、齐诸国之障也，赵、魏亡，则楚、燕、齐诸国为之后。天下之势，未有岌岌于此者也。故救赵者，亦以救魏；救一国者，亦以救六国也。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，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，夫奚不可者？
然则信陵果无罪乎？曰：又不然也。余所诛者，信陵君之心也。
信陵一公子耳，魏固有王也。赵不请救于王，而谆谆焉请救于信陵，是赵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，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，欲急救赵，是信陵知有婚姻，不知有王也。其窃符也，非为魏也，非为六国也，为赵焉耳。非为赵也，为一平原君耳。使祸不在赵，而在他国，则虽撤魏之障，撤六国之障，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赵无平原，而平原亦非信陵之姻戚，虽赵亡，信陵亦必不救。则是赵王与社稷之轻重，不能当一平原公子，而魏之兵甲所恃以固其社稷者，只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幸而战胜，可也，不幸战不胜，为虏于秦，是倾魏国数百年社稷以殉姻戚，吾不知信陵何以谢魏王也。
夫窃符之计，盖出于侯生，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窃符，如姬为公子窃符于王之卧内，是二人亦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，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，不听，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必悟矣。侯生为信陵计，曷若见魏王而说之救赵，不听，则以其欲死信陵君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于报信陵，曷若乘王之隙而日夜劝之救，不听，则以其欲为公子死者而死于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此，则信陵君不负魏，亦不负赵；二人不负王，亦不负信陵君。何为计不出此？信陵知有婚姻之赵，不知有王。内则幸姬，外则邻国，贱则夷门野人，又皆知有公子，不知有王。则是魏仅有一孤王耳。
呜呼！自世之衰，人皆习于背公死党之行而忘守节奉公之道，有重相而无威君，有私仇而无义愤，如秦人知有穰侯，不知有秦王，虞卿知有布衣之交，不知有赵王，盖君若赘旒久矣。由此言之，信陵之罪，固不专系乎符之窃不窃也。其为魏也，为六国也，纵窃符犹可。其为赵也，为一亲戚也，纵求符于王，而公然得之，亦罪也。
虽然，魏王亦不得无罪也。兵符藏于卧内，信陵亦安得窃之？信陵不忌魏王，而径请之如姬，其素窥魏王之疏也；如姬不忌魏王，而敢于窃符，其素恃魏王之宠也。木朽而蛀生之矣。古者人君持权于上，而内外莫敢不肃。则信陵安得树私交于赵？赵安得私请救于信陵？如姬安得衔信陵之恩？信陵安得卖恩于如姬？履霜之渐，岂一朝一夕也哉！由此言之，不特众人不知有王，王亦自为赘旒也。
故信陵君可以为人臣植党之戒，魏王可以为人君失权之戒。《春秋》书葬原仲、翚帅师。嗟夫！圣人之为虑深矣！